《丑陋的中国人》

2016.09.07 21:30 Wed| 453 visits 读后感| Text

自我反省的启蒙

高中,忘记了从哪知道的这本书,那时候还在用非智能机,小小的屏幕看电子书,三五行就要翻页,仍然看的津津有味,似乎找到了另一个视角去看待生活的种种,应该也是从那时开始反省作为骄傲中国人的自己是不是如柏杨老先生的演讲所说的那般病入骨髓。

推荐

自喜欢将喜爱的书推荐给朋友,但这书名似乎犯了忌讳,大抵会得到嘲笑的反问:“你不是中国人吗?”,甚者大有一番“你这个欺师灭祖崇洋媚外的汉奸”的架势。

前段时间买了本全新的摆床头书架上,还没拆封,准备以后给自己的孩子看,可悲的是能买到的也都是删减过版本了。

节选

如果本文的标题就引起您的不适,那么请跳过节选,不想和任何人争辩、发生任何口角。

内容简介:

  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台湾著名作家柏杨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

  •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我想这几点足够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么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年)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里,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么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么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征。

  •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候,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么好,那么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么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弘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恶毒、下流?

  •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件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后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里睡觉,睡醒一觉之后,会也就结束。为什么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今年(一九八四年)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件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 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后,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贵,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于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么?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后,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得不得了,不晓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利,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 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中国人包容的胸襟不够,心眼很小。前天我在肯尼迪机场搭飞机,在机上小睡了一个钟头,醒来后飞机仍没有开,打听之下,才知道他们在闹罢工。我惊异地发现,旅客秩序很好,大家谈笑自如,这如果发生在我们国家,情形可能就不一样了。旅客准跑去争吵:“怎么还不起飞?怎么样?难道吃不饱?闹什么罢工?罢工你还卖票?”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我是领航员,说不定我也参加罢工。从这里面也可以看见所谓大国民的气度,美国这个国家的包容性很大,它不但包容这么多肤色和种族,还包容了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包容了我们中国人的粗野。

  • 听众O:先生,我看您的文章很刻薄,可是今天听您的演讲,觉得您的人很可爱(笑声)。这是真话,现在有个要求,不知道文字狱是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色。在西洋历史上,我还没有找到像中国过去文字狱的case,不知道您对这种文字狱,将来有没有多写文章,发掘明王朝以后,中国文字狱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
    答:谢谢您的意见,我自己在牢房里搜集了不少资料,准备写一部《中国冤狱史》,中国冤狱(包括文字狱)之多,真是举世无双(笑声)。

  • 不知道哪个家伙,大概是被称为周公的姬旦先生吧,竟发明了宦官这门学问。男人虽是男人,生殖器却是割掉了的,该一类朋友,有男人的用场,而没有男人的危险,真是绝大的贡献。故当皇帝的一直乐此不疲。呜呼,“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义。可是这种割掉生殖器的宫廷制度,五千年来,包括所谓圣人朱熹先生和王阳明先生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它不对劲,真是怪哉怪哉。以中国圣人之多,道貌岸然之众,又专门喜欢责人无已时,而对皇帝割人的生殖器,竟视若无睹,教人大惑不解。我想不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虽然有人觉得不对劲,但因该事和皇帝的绿帽有关,便不得不闭口不言。如果皇帝听了他的建议,废除宦官,找一批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代他看守美女如云,恐怕绿帽缤纷,杀气四起,届时真的服巴拉松了断。历史上任何一个吃冷猪肉的朋友,虽名震天下,可是遇到皇帝割生殖器,就只好假装没看见。

  • 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闯。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我自己就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意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 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话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翻译成白话,就更明白啦:
    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国家大治,而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国家大乱,你却弄了个官,也同样丢人。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丢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把儿子女儿送到美国“传种”的老头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识分子连可能有瓦片掉下来的地方都不敢去,则对政治的腐败、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见了就假装没看见。盖看见难免生气,生气难免要嚷嚷,嚷嚷难免有祸事。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所以孔丘先生谁都不赞成,只把穷得丁丁当当的颜回先生,当成活宝,努力赞扬他的安贫气质,却不敢进一步研究研究使这位二级圣人穷成这个样子的社会责任,更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而只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

  • 对于排队,绝不是吹牛,我可不在乎。不但我不在乎,全体中国人都不在乎。不过美国排队跟中国排队,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大不相同,这就跟美国的斑马线跟中国的斑马线大不相同一样。盖中国人排队,只是一种学说,美国人排队,却是一种生活。台北排队只算半截排队,上车排队,本来排得好好的,可是车子一到,却像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立刻土崩瓦解,争先恐后。英雄人物杀开血路,跳上去先抢座位,老弱残兵在后面跌跌撞撞,头肿脸青。嗟夫,真不知道当初辛苦排队干啥?为了抢一个座位,或为了怕挤不上车,来一个豕突狼奔,还可理解。而对号火车汽车,座位是铁定了的,既飞不掉,又不怕别人的屁股带钢钉,真不知道为啥还要猛抢。美国人好像一生下来就注定排一辈子队,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大概中国因为人口太多之故,排起队来,鼻孔紧挨后颈,前拥后抱,“缕衣相接闻喘息,满怀暖玉见肌肤”,远远望之,俨然一串亲密的战友。只洋大人排起队来,无精打彩,稀稀落落,遇到车辆出入口或街口巷口,还会自动中断,一派凄凉光景,不禁为他们的国运悲哀。在纽约时,一位朋友教我陪他去一家以拥挤闻名于世的银行取款。我心里想,这家伙准听说过我在台北挤公共汽车的武功,教我异地扬威,自当奋身图报。一进大门,只见柜台一字排开,每个柜台只有一个顾客在那里唧咕,心中大喜,一个箭步就跳到其中一人背后,想不到朋友却像抓小偷似的,施出锁喉战术,一把就把我拖了出去,不但不为他的鲁莽行动道歉,还埋怨曰:“老头,你干啥?”我没好气曰:“我干啥?我排队呀,自从到了你们贵国,俺可说是动辄得咎,排队也犯了法啦?”他曰:“倒没犯法,是犯了规矩。”原来柜台前面有一条线──跟飞机场检验护照的那条线一样,后面的人都得站在那里,不经召唤,不得乱动。而那里已排了五六十人,他们要等到柜台前顾客走了之后,柜台老爷老奶御手轻招,才能像跳豆一样跳过去补缺。呜呼,美国立国的时间虽短,规矩可真不少,如此繁文缛节,不知道影响不影响他们的民心士气。

  • 不讲是非,只讲“正路”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诉我一件故事,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他有一个亲戚,在抗战期间,制造沦陷区通行的伪钞,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当他的死讯传到他村庄的时候,正人君子听啦,无不摇头叹息曰:“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呜呼,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正干”,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罄尽,是非标准,颠之倒之,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惟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

最后

节选的有点多,但字字句句入髓三分,真是恨不得全部复制下来,书中柏杨先生80年代的演讲,关于排队、过马路、等飞机、算了算了的恶现象,即便是2016的今天,也是针针见血,令人咬牙切齿。但书中只是作者一人一时之所见,难免刻薄有失偏颇,但作为敲打思想的鞭子、对于病入膏肓的我们再合适不过。